知识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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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遐迩贯珍》作为第一份在中国本土出版的近代中文刊物，是当时中国了解世界和西方文化的一个媒介。在《遐迩贯珍》中间，罗列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传记，这些人物传记的选择、排列、展现形式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本文旨在通过对《遐迩贯珍》中人物传记的研究，探寻晚清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方式和重点。

[关键字]《遐迩贯珍》  人物传记  西史东渐

 

一、导言：

    1853年9月麦都斯（W.H.Medhurst）等在香港创办了月刊杂志《遐迩贯珍》。每册为12至20页，由麦都斯主笔。次年改由系礼尔（C.B.Hillier）为主笔，1856年改由雅里各主笔，旋即于1856年5月停刊，总计刊行三十二期[1]。虽然在此之前还有罗伯特·马礼逊(Rotbert Morrison)等人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麦都斯等人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但是，《遐迩贯珍》是第一份正式在中国本土出版的报刊[2]。虽然是在已被割让的香港，但是，出版者自己也是认为这是中国的出版物。这份定期出版期刊，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启蒙性的科学知识。

    但是在这份期刊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那就是人物传记。正如出版者在第一号的序言中讲述的那样，“其内有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所以出版者在选取传记过程中，相对有意识地选取了一部分“善端”传记。而且我们在其停刊的第三十二期中看到，《遐迩贯珍》的传播范围是很大的。虽然其表述颇有些惊人，但是可以看到，《遐迩贯珍》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笔者在此不禁产生疑问，这些传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门一本以“科学知识”为主的刊物中？这些篇章的选取有什么样的安排，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从目前来看，关于《遐迩贯珍》的研究相对是很薄弱的。这与其版本上一直没有得到确定、所藏卷宗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有很大的关系。而这次由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整理出版了相对完整的版本，为本次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二、正文

一、人物传记文章详情：

    在《遐迩贯珍》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传记，其中有些只是作为附录出现，而有些却是专门传记，甚至出现在头版头条。以下，将其中的传记资料做一些整理。

 

《附记西国诗人语录一则》  Notice of The Poet Miltons And Translation Sonnet On His Blindness.

刊于1854年九月第九号第三页上。本文是米里顿（按：Miltons，今译为弥尔顿）的《乐囿之失》（今译《失乐园》）中的一个节选段落。在诗之前附有诗人的生平简历。撰写方式同古文中的人物传记的写法。其中主要说明的一点德行是其“终无怨天尤人之心”。这一点，可能与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相关？

《喜耳恶利戏言》The Facetiae of Hierocles.

刊于1855年三月第三号第六页上。本文与前面一篇相同，同是摘录了Hierocles的一些讽刺笑话，并附有相应的解题小传。这种戏言者在中国亦为常见，但是一直以来评价并不太高，所以，这一选段应该是对西方的文化的一种介绍。据沈国威考证，可能是艾约瑟关于西方文化介绍小文中的一种。

《少年华盛顿行略》The Boy Washington And The Cherry Tree.

刊于1855年四月第四号第五页。本文与前面的两篇都不同，是关于华盛顿少年的一件逸事。这件逸事也就是后来的广为流传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故事中主要讲述的是华盛顿诚实的事情。这种品性在当时也是一大宣传点，而且也是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是一致的。这一篇的一个特色就是，并没有单列出来，而是收在“杂说编”这个新的栏目中的，而且“杂说编”是第一次出现在期刊中。

《佛朗西国烈女若晏纪略》History of Joan of Arc.

刊于1855年五月第五号第一页。本文是第一篇完整意义上的人物传记。是法国圣女贞德的传记，未署作者名。据沈国威考证，本文是由蒋剑人（敦復）所作。是其与艾约瑟共同撰写的介绍西洋文化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3]。这一点还有待商榷，以下将做简要分析。其做其他两篇分别为《海外异人传该撒》（刊于《六合丛谈》第二期）和未刊行的“华盛顿传”（收于《啸古堂文集》）。

《马礼逊传》Memoir of The Rev. Dr.Morrison.

刊于1855年八月第八号第八页。据英文目次及文章末尾的编者说明，本文是艾约瑟刊登于1855年《中西通书》上的“马礼逊传”的转载。为了纪念马礼逊而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用募集来的捐款对中国年轻人进行教育，其中《遐迩贯珍》也受到了该会的赞助[4]。同时，还要注意到，本刊的香港出版地华英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就是马礼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Mallacca）创办，于1842年迁入香港。

《马可顿流西西罗纪略》Life of Cicero

刊于1855年十月第十号第七页下。是关于意大利法律学家Cicero的传记。未署名，据沈国威猜测是艾约瑟、蒋剑人介绍西方文学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其之先，讲述了Cicero为国为民，但后面有一句是值得注意的，“使当日西西罗不生于耶稣之先，而生于耶稣之后，其必崇奉耶稣之道无疑矣。”这句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刊物的出版者在传记撰写上具有一定的偏重点。

 

二、《遐迩贯珍》中的人物世界

1、文学介绍所附小传

    此类主要是前面已经列举出来的两种Miltons和Hierocles。这两者的传记是附录在文学作品之前的。其主要介绍的应该还是文学作品。

    关于弥尔顿的这篇小传是目前为止最早的关于弥尔顿的传记，而其后附录的诗歌也是目前最早的译为汉文的西文诗歌。虽然在弥尔顿的这篇文章中间，相对详细介绍了其生平。然而仔细的读来，发现弥尔顿这篇，前后有一个较大的比较。这点就是前面小传中主要讲述了弥尔顿目盲但是仍然坚持写作一事，而后附诗中又有“苍苍上帝，不较所赐”之语，足见其本身对于目盲一事的态度，并且在其中传达出了一种基督教教义的观念。这点与这一期的期刊编排有一点相契合之处，在于本期第一篇文章为《体性论》（Rfasonableness of Belief Is A Future State）其中便谈到了，“人有抱疾病，危殆将死，而心灵不病，依旧清爽明朗”、“人在世上，力行善事，不必居高位，在人上也。”足见出版者本身对于杂志的编排是相当有条理的，这两者恰好在这一期的期刊中间构成了一个理论——事例的框架。

    然而《喜耳恶利戏言》一篇中列举了共计25条。从内容上来看，戏言与小传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戏言的选取与《遐迩贯珍》的寓言选取颇有些相近。小传本身只是起到了一种解题的作用，而重点则是在后面附录的戏言上，这个戏言与后面出现的杂说编都是相当具有说理性的，可能正是因为此，没有一个确切的分类。

2、完整意义上的传记：

    这一类有：《佛朗西国烈女若晏纪略》、《马礼逊传》、《少年华盛顿行略》和《马可顿流西西罗纪略》共计三篇。这三篇在介绍上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其中《少年华盛顿行略》以及相关的华盛顿的传记，邹振环先生已经在《“革命表木”与晚清英雄系谱的重建——华盛顿和拿破仑传记文献的译刊及其影响》一文中有了全面的介绍[5]。以下将就第一篇，即关于圣女贞德的传记作一番简要的讨论。主要通过对其文本的阅读和当时其他译本的贞德传记进行比较，以期达到解决在序言中提到的一系列问题的目的。

     首先是关于译名的问题，贞德其法文名为Jeanne d’Arc，在《遐迩贯珍》的英文索引中记载的为Joan of Arc,在《佛朗西国烈女若晏纪略》中翻译为若晏，而在1868年刻刊的蒋剑人的《啸古堂文集》中翻译却为若安，其后王韬所撰的《甕牖余谈》中就是借鉴了这一说法[6]。在王韬后编写的《重订法国志略》中也是采用了若安的说法[7]。这两种说法都是根据法文发音音译而来的。但是在民国时期，这一译名发生了改变，如当时两次出版的《贞德英烈传》一书中[8]，已经使用了贞德这一译名，在肖伯纳的《圣女贞德》这一剧作一本中也是采用了“贞德”这一说法[9]。所以，在下面的论述中，会出现多种译名，实际同指一人。

    《佛朗西国烈女若晏纪略》这一篇是《遐迩贯珍》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人物传记类别放在一期刊物的第一篇，而且这也是目前可寻关于贞德传记中最早的一篇。全篇共计1460字，这在同类的传记中算是篇幅宏大者了。这篇传记也是将圣女贞德的事迹写得颇为传奇，当然其中的“奇”的部分都添加了不少神学的色彩。

    文章初始就说出了若晏的不凡经历，“出人意表”。而后介绍若晏的背景时候，“少年失学，故诗书文字非其所长，只解口诵祈祷文，及圣理约文而已。”这点写出了其不平凡经历的原因，而最不平凡的在于“闻有声命前往见王，不知声从何来，此时心神仿佛，一位天使之命己也。”这样非常生动地将一名女英雄与天主教结合起来了。其后又言“年十八，姿容美丽，言词庄雅，父母犹莫知其志愿之所向者，惟同侣见其举动，因追忆古语所云：‘佛郎西将为一女子救援’所语，莫不心焉属之。”这点在后面更有渲染，“若晏之气概，虽足以感动众人之护己，然其形迹终为众所疑讶。有时觉似癫狂，有时又似乎不近人情者，旷达不羁，众皆莫可测……及到尸囊时，王适在危迫存亡之顷，等且被擒。近城都郡，感女救援之恩，亦愿来降。于是，即遣人往佛郎西王处报捷，且请王来行新立之礼。王如所言，遂至簾士。时簾士已为英军所踞，一闻女至，弃之而逃。”这样一件事情的描写使得正片传记情节上更加跌宕起伏，而其中的传奇色彩一步步得到渲染。即使写到贞德不幸被俘，继而受到极刑的时，该文章仍然不失渲染，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就像文中所写的那样，“后监于固台，一日女步台上，将身一跃，撞于台下，竟不得死。……及女就死时，极被刑惨，为言天数已定而已。道旁观者，谓之流涕痛惜。”在文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就是后世译著中常常会提及的教会在处置贞德时的地位，在这篇传记中是这样辩解的，“敌人视女，毫不加恤，为女自说为天使所宠，其实神鬼与权共深巷讐之，遂集聚教长，与兵民议诛之。夫神鬼与权助人行巫以惑众，此乃西国三百年前为人所信，为人所深恶者。故每遇有此可疑之举，臂置之死地而后已。”在当时的状况之下，若晏的形象正是符合了士大夫救国之心，料想这种写法会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使教会与其所展现的残酷的世俗政府相脱离，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于教会的一种良好期盼。这样将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争执转化为了封建迷信和人民观念的问题，从而很大程度上就消减了教会的负面色彩。

    这样的一种表达明显与同期或者后面出现的贞德传记不同。首先体现在其叙述时的着力点上。非常明显的是载于《遐迩贯珍》的若晏传中，若晏本身的勇敢是被归功于上帝的恩赐，将其战争的胜利更加以上帝佑护的神圣光环。从这一个层面上说，这篇文章是传教士一种用以传教、推广的写作方式。但是在王韬的《甕牖余谈》中，卷一中有一篇《法国奇女子传》，据王韬在后面的自述所言是由蒋剑人所著，同时还有该撒、华盛顿两传，单是这一篇因为婺源齐玉谿校订时删去的，后又由王韬“复据西史别本为之增损六七录于篇”。而沈国威在《遐迩贯珍解题》中认为，《遐迩贯珍》中所刊文章与蒋氏所著为同一篇，笔者以为误。在《法国奇女子传》中，作者将贞德的事迹描写的着力点放在了其英勇救国和爱国热情上了，而在神化上远远不及前者。虽然在这一篇中也是以贞德的奇为描述的中心，但在具体的描述上要显得更加平稳、可信。比如在描写若安（即贞德）的与众不同，作者写道，“法国俗尚淫靡，男女会歌舞，女则以庄重自持。人以是异之。”这点上可见出贞德本人的品格高雅、为人正派，但只能称为“异”而非“奇”。其后愿为国效忠的时候，也是因为“法之腹地，将尽为英有。军士沿途焚掠，人民奔窜。女目击心伤，身不顾一女子，欲为国家成再造功，拯民于水火中。”其后虽然后来“振臂大言于众曰：‘上帝立我俾克强敌，为汝等除害’”，然而“众闻而骇笑之”。这一系列的记述都相当符合非教徒的认知习惯，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士大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其后描写中，多见其英烈而不见《遐迩贯珍》中的上苍的佑护。“时英围阿连斯已七阅，月攻之益急。城中食尽将降，女迳提孤军，疾驰往援。……女为流矢所中，坠马下，一军皆惊。女忽跃据鞍上，自拔箭镞，裂布裹伤。骤马入英将麾下，搴其旗还。”实在是一位相当英猛的女子。后来在贞德时候，作者发出感慨：“坐妖妄罪，焚死犹十七八好女子也。法人闻之归咎于英之抱怨，然查尔斯赖女得立，女死弗能报，真庸主哉！”这明显与之前《遐迩贯珍》中的“固知一木难支，佛朗西之偏安已定，遗恨千秋。英雄之结局如斯，悲夫！后之览是史者，必应有感于斯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将过归于人，而另一个将过归于天，这样的比较又再次的表现出了《遐迩贯珍》的刊印者对于文章选取的态度。

    其后在1889年，王韬与人合作的《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在卷四中专门提到了若安破英军的事迹，而且在这之后专门附上了若安的小传，这点在这本书中是经有此一例的。这篇小传与王韬在《甕牖余谈》一书中的若安小传是同一篇。从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来，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为了士大夫了解法国并且以法国历史作对照。其小传之后，王韬加上了“逸史氏言”，就贞德的事迹进行了评论：“若安体孤军，全名城，立孱王，存亡国。诚使男子做事如此顾不伟欤！曾几何时香消玉殒，英人一炬，焦骨可怜。英雄耶！儿女耶！堂堂中华，秦家白杆军安在，吾愿铸金事之。日本一等编修重野安绎曰：‘女子之长于战阵者，中国则有木兰，我邦则有丙绘，然较之若安忠愤激烈，回天日于已倾，共系于国家之安危，轻重者何如哉！末之前史不特女子无其人，即男儿亦不可多得，斯世须眉诚有媿于巾帼哉！’”足见若安的德行受到了国家、民族的召唤，显得真实，对当时人民的振作还是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民国时期出版的《贞德英烈传》继承了王韬的一些观点，在其序言中就表示，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旨在为了使青年对于贞德德行的形成有一个新的认识。其中的比较甚为有趣，“直与中国之岳飞应召反京，受奸残害，同其情形。”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普世大众对贞德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而且这种了解不仅是从其基督背景上，还有是从其本身的德行或者说“善端”角度得到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这与传教士在19世纪中叶就将贞德的事迹介绍进来是不无关系的，但是在当时妇女地位普遍较低的情况之下，传教士为什么会选择贞德的传记呢？

    关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西方文化的特点，李天纲认为在“‘西学’在‘东渐’中受着中国社会需要的调节，传教士们只能根据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对西方文化左右选择的介绍。19世纪50-60年代，传教士以散布福音为原旨，基督教神学，即所谓‘西教’，最早输入中国。”[10]这一观点在宏观上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是对于《遐迩贯珍》，这一点是有待修正的。“《遐迩贯珍》作为南京条约签定以后最早的中国报纸……可以说象征着欧美传教士对中国进行‘文字传播’的新起点。”[11]这里的“新”主要是指《遐迩贯珍》本身内容上的安排，明显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将其本身的“宗教色彩”降低。在《遐迩贯珍》的开篇词上，已经找不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这样的句子，取而代之的是近乎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化”。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遐迩贯珍》的文章主要为政治、文化类，其次才是宗教。但是同时又因其本身教会属性，所以，宗教性的文字主要是杂糅在每一篇里面。

    但是，《遐迩贯珍》并不是传教士放弃传教的宣言，在直接传教不再适应读者的需求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刺激”的办法。前苏联心理学家巴浦洛夫研究的“刺激——反射”公式在这里是可以解释的。可以这样认为，西方传教士采用种种方式主动刺激中国，观察中国的反应状况，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2]。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在《遐迩贯珍》杂志中，有很多迎合中国胃口的文章。但是却在当时存在男女性别差异较大的时候，宣传贞德这位法国女英雄。

 

三、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遐迩贯珍》一书中传记具有一些典型的特征。

    首先是文章的选取上，文章的着力点通常都是尽力与基督教教义相契合，或者突出上帝的无上力量。即便是不直接与基督教会相关，也会尽力突出其本身在间接层面上的关系。从其传记人物来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已经受到士大夫阶层认同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世界名人，如贞德、华盛顿的传记是这一类的典型；一种是从西方的文化传播角度考量，多为文学类、说理类小文的附录，如弥尔顿的小传。再者，从人物传记的刊登时间来看，都是分布在1854年至1855年之间，这个时间段大面积的传记出现或许和其主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大批的传记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以一种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获取更多的读者。这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出于系礼尔的市场意识和对中国社会新近发展的深刻了解。

     其次是在篇章的排列上，作为附录的小传本身第一出发点就是为了其正式介绍的西方文化下注脚。虽然只是附录，但其中如弥尔顿的小传极有可能是开启了中国人认识弥尔顿及其诗歌的大门。而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作为传记的文章，有一些与其整版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再则来看从1854年到1855年之间，这一系列的期刊上，主要的内容为科技知识，但每一期的期刊上总会有相应的人文类文章。这些文章有些起到辅助的作用，有一些，仅仅只是点缀其中。在传记中则很可能是根据主人翁在当时环境下的需求状况决定其排版地位的先后。出于这样的考虑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贞德的传记是头版头条而马礼逊却不能作为头版头条。在外患的情况下，促使了贞德这一类的英雄式人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马礼逊即便是《遐迩贯珍》的创办者，但是其本身事迹对于普世大众并没有那样的吸引力。

     第三个方面是在语言表达上。绝大多数传记的描写都具有跌宕起伏的效果。从文学角度来看是相当具有故事性的。正是在这种跌宕起伏的故事中间，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一律被出版者冠以了强烈的“上帝观”。同时从文章的叙事方式来看，这一批文章具有很典型的中国传统传记的特点，而且其中语言的运用相当流畅，所以沈国威认为其中好几篇为蒋剑人所作也是不无道理的。还有一点，这些文章无论署名与否，和王韬的书相比，作者都没有在文后作评价。这一点可能是与刊行者的想要表达一个相对中立的态度有关的。

    晚清之际的传教士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群体。一方面其传教的对象中，中国士大夫阶层基本上是抱着“轻视乃至鄙薄宗教”的态度[13]，这批传教士不得不转变其传教的手法。而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已经开始打开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们又迫不及待想把教义传播。所以，他们在报纸这种媒介的运用上，采取了一个试探性的尝试。笔者认为，人物传记在《遐迩贯珍》这一杂志从无到有过程正好说明了这一种尝试。而在这样环境下传播的西洋文化总归是会有其本身的基督色彩和西方近代化的特点的，所在在中国士大夫的翻译中，就有选择地进行了取舍。这也是多种贞德传记差异的原因。

    这些分析中还有一些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和探寻，但是，至少在关于《遐迩贯珍》中的人物传记有了一个比较概略的了解，对晚清人物传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料。

 

 

 

 

 

 

 

 

 

 

参考文献：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

2、[日]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遐迩贯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3、王韬，《甕牖余谈》，《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弢园清光绪十五年（1889）铅印本

5、苏克维著，程伯群译，《贞德英烈传》，世界书局，1938年版，1943年版

6、肖伯纳，胡仁源译，《圣女贞德》，商务印书馆，1937

7、方豪，《中西交通史》，华冈出版公司，1977

8、挽澜词人，《法国女英雄弹词》，上海开明书店

9、无名氏，《法国故事集》，上海启明书店

10、管翼贤纂辑，《新闻学集成》，中华新闻学院，1943

11、马祖毅等著，《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12、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陶亚飞，《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4、吴梓明，《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宇宙光主人关怀，2006

15、姚兴富，《耶儒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16、邹振环，《“革命表木”与晚清英雄系谱的重建——华盛顿和拿破仑传记文献的译刊及其影响》，《历史文献（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7、陈胜令，《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面对西方双重挑战的回应》，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一期